作者：王仰

我一直認為父親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方法與社會現實是脫節(jié)的，做得很多事情讓人難以理解。

記憶尤為深刻的一件事發(fā)生在1965年春天，那年我讀小學三年級。父親是省直機關干部，行政21級，月薪64元，我們全家的生活就指望著父親的工資，別無其他收入，日子過得異常艱難。記得是在4月份父親機關發(fā)工資的日子，中午下班后父親揣著工資回家，在必經之路的路口，有一群乞討者坐在那里，見到父親干部模樣，便伸出乞討的飯碗。如果父親視而不見，臉一扭也就沒有后面的事了，可父親偏偏看著乞討者可憐，便掏出了工資，一見到錢，一群乞討者圍了過來，待回到家中，工資僅剩下28元。父親的這點工資，每月全部用于家中，說家里常常斷頓兒絕無夸張之意，生活上一直青黃不接。這下可好，由于父親的善心，我家這月的生活便沒了著落。母親在氣惱之余，看著我們幾個正在長個子的孩子，無奈之下只得去路邊菜場和市郊的菜地去撿人家丟棄的菜葉吃，這樣，菜的質量雖不好可不用花錢。事已至此還遠未結束，撿菜吃沒幾天，父親機關的同事及家屬看到母親撿菜，感覺不可思議，將此事傳揚開去，母親撿菜時見到熟人只能避開人家的目光。他們并不知母親撿菜的真正原因，在背后指指點點，母親委屈地無處傾訴，只能將淚水咽到肚子里。我們幾個孩子天天吃的沒有半點油星的煮菜哪里行?供應的糧食又無錢買，頓頓都吃不飽，心中不免對父親不滿。后來，我感覺這件事并未引起父親的注意和警示，好像沒有發(fā)生過一樣。

父親在精力和智力的分配上是不協(xié)調的，有百分之九十甚至更多是用于工作上。對工作過分投入，恨不能一天二十五個小時都用在工作上，星期日我們在家里都難得見到父親的面，家庭的重擔落在母親肩上，重中之重則是為我們能填飽肚子，無暇顧及我們。于是，我們缺少了其他人小時候常有的循循善誘，缺少了人生道路上啟蒙和風土人情的了解、社會經驗的積累，形成了人生過程中的一個斷層。我感到父親就是個工作狂，只有在他工作那一方天地里馳騁，精力智力才能得到超常發(fā)揮，也是他最樂意去做的?？陀^地說，父親的工作是頗有建樹的，在全省第一批獲得高級職稱的人員中，就有我的父親。父親在工作上的精到，其聰明，其付出能及者不多。而在其他方面卻很遜色，特別是在人情世故上，顯得非常木訥，幾乎是一竅不通。人們常說：東方人重人情世故，西方人重律理條規(guī)，我父親這徹頭徹尾的中華兒女，頭腦里卻是西方人的思維。在我父親潛移默化的影響下，他的工作作風在我們幾個子女身上毫無懸念地得到了延續(xù)。我們在參加工作后，獨立工作的能力都很強，也非常賣力，平時工作一個人可以頂幾個人。人情世故上的能力與工作的能力和父親如出一轍。如此，還衍生出不少事來，我們不遺余力地工作，卻時常遭到同事的猜忌和誤解，認為我們這樣工作是表現自己，出風頭，試圖通過此來出人頭地，或者有別的什么目的，常常被同事視為是一種威脅。說起來真是天大的冤枉，其實，這樣工作對于我們來說，只是一種慣性，或者說是一種遺傳，并無任何目的。要經過很長時間接觸，真正地了解后，才能消除同事們的這種誤解。我們兄妹幾個在一起的時候曾議論過此事，都曾多次遇到這一情況，感覺我們不諳世事，不懂得潛規(guī)則，對社會的復雜性認識不足，是人生道路上的生瓜蛋子。不知父親是否曾遇到過這樣的事情，我們猜想肯定遇到過。我們還有個共同的感悟：如今對人的要求已經多元化，工作不再是周圍人認可你的唯一標準，認為工作做得好就代表一切都好，那就是自己把尺碼弄錯了。

1970年秋，我們全家插隊到某地的深山邊緣。插隊的第二年初，父親抽到距村十幾華里的公社幫助工作，每天下班后返村，正好在那個時間點，能遇到各村上山砍柴返回的平車，要走一段緩緩的上坡路，這段路約有三華里多，一個人拉滿載柴火的車絕對拉不動，兩個人也相當費力，父親只要遇到需要幫忙的車，便會前去助力，一直推到上了坡。一開始，人們很感謝父親這個與眾不同的公社干部幫忙，可到后來，便習以為常，而我父親很機械地遇車就幫，天天如此?？珊檬伦龆嗔耍匆姷萌藗兌加X得你好。一個周六的下午，我從三十里外的中學回家的路上，恰遇到一輛拉柴車的二人在父親幫忙走后說父親的風涼話，這話深深地刺激了我，認為父親沒有心機，一直把握不好事情的度，做了好事都落不下好，不懂人情世故的冷暖。聯想到父親作為干部，為人處世一根筋，沒有半點城府，從來都不知道端點架子，什么時候都是一副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樣子，心中越發(fā)窩火。到家便怒氣沖沖說父親再不要做這樣的事情，幫了忙反遭人嘲笑。而父親卻不聽勸阻，照幫不誤，有的時候遇到車多反復幾次幫忙。那年我18歲，步入成年，從這件事情和許多沒有列舉出來的事情中，心中對父親越發(fā)不滿。

之后，無論是插隊四年之后返回原機關工作，還是退休后的多年中，父親一如既往地做著落不下好的好事、閑事，這種秉性始終沒有改變，而我對父親的不滿也一直在延續(xù)。

今年三月底，父親這盞點燃了九十年的燈熄滅了。我多年來一直固執(zhí)的對父親的看法在追悼會之前突然發(fā)生逆轉。那天，我發(fā)現來參加追悼會的人比預計的多了很多，父親的許多老同事以及我們家一些多年都很少聯系的遠親，還有不少我們不認識的人，不知通過什么方式得知父親過世的消息，他們來了，為父親送最后一程。他們在長期的共事和接觸中，了解并認可了父親。這情景一下子震撼了我，我長久對父親的看法頃刻瓦解了。之后，我一直在反思自己：我曾經對父親的不滿，是站在家庭小利益的立場上，站在個人得失的立場上的，是狹義的偏見。而父親的許多作為，是覺得人家需要幫助，根本就沒打算要落好，他是站在為社會大家庭、為他人的立場上的，因而贏得眾人的尊敬。有如此多的人為他送行，成為他一生為人的最好詮釋。換一個角度回顧父親這一生，他從來無心于繁雜的世俗之事，從未被世事所累，心底寬敞而生活簡單，這便是一種超脫，這種超脫應該說就是父親的境界。這些年來，我沒有父親精神上的那種寬度和高度，一直不能理解父親。在追悼會上，我望著父親的遺像，淚眼模糊，我感覺到了自己的狹小、浮淺。我后悔的是，父親已經不會知道我讀懂了他，理解了他。清明時節(jié)，對著父母的墓碑，我磕了三個響頭，與前兩天的磕頭不同的是，多了幾分對父母的愧疚，更加飽含了我對父母的崇敬。